3.1 Andrea Sankar, 'Spinster Sisterhoods—Jing Yih Sifu: Spinster-Domestic-Nun.' (節錄)
3.2 黎肖嫻，〈從長篇電視劇《真情》出發的日常生活網絡探究---三個本地主婦的「文化資本」〉
3.3 Anita Kit-wa Chan, 'The Making of Gender in Families.'

女性長久以來在不少研究中都被視為「父權」家庭、婚姻制度下的受害者， 這種對立的思考、分析模式並不能完全地解釋和發掘女性在現實家庭關係互動中的繁複及多樣化的生活方式，也忽視了女性在父權架構中形形色色的權力拉扯和多種多樣的個人主權顯現。把父權和女性的關係單一地理解為操控者和壓迫者，也阻礙了對議題更深入的探討，譬如不同的社會階級、種族、和家庭經濟狀況（以及由此引伸的家庭權力結構）等都會影響女性和她所生活的（父權）家庭的關係，包括家庭成員對她的期望，和她對自己的性別角色的理解。因此，以下的文章，我們可以從一個反省「父權VS.女性」的分析角度出發，思考兩者之間是否單單存在著黑白分明的操控VS.被操控關係，以現實例子為研究對象，進一步探討女性和父權家庭制度之間的複雜互動。

Andrea Sanker、黎肖嫻和Anita Chan Kit-wa的文章突破父權操控VS.女性被操控的分析框架，對生存在男性主導的社會的女性提供了較貼近各種現實處境的分析，也顧及了經濟機會、社會階級及各種「女性聯盟」等因素對女性社會地位及個人性別認知的影響。

Andrea Sanker(文3.1)關於中國廣東省順德自梳女的研究，用口述歷史的方式記載了Jing Yih Sifu──一位年老的自梳女的生活歷程。十九世紀下半葉製絲工業在廣東興起，為年輕女性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機會。因為社會經濟環境的轉變，女性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經濟獨立機會，因為養蠶紡絲工業的興盛，女性大量投入經濟生產，經濟地位的提升使部份女性得以在婚姻之外有其他的出路，自梳女拒絕婚姻，並與其他志同道合的不婚姊妹組成在生活上互相扶持的網絡，自梳女的姊妹同盟便興起於這個經濟蓬勃的歷史時空。經濟自主提升了女性在家庭和社會的議價能力，自梳女藉此得以抵抗傳統的性別角色，加上姊妹同盟的社群力量，自梳女可以以一個不婚的經濟獨立女性角色，在男性主導的社會中強勢地生存。而齋堂(Vegetarian Hall)則為年老的自梳女提供了一個社會認同的不婚女性宗教空間，藉著大家熟悉的宗教論述──出家為尼，來延續單身女性的身份，以及姊妹同盟的群體生活方式。自梳女的經驗展示了女性在特定的社會、經濟處境中對父權家庭、社會架構所進行的權力和身份重塑。

黎肖嫻(文3.2)以深入訪談的方式調查家庭主婦對電視劇《真情》的詮釋，以及從她們對電視劇的解說過程的自我敘述中尋找觀看經驗和她們的個人生活的關係。傳播學中的「接收研究」(Reception Analysis)是以受眾(Audience)對媒體作品的詮釋為研究中心，這篇文章的研究主題是分析觀看《真情》的家庭主婦對這個電視劇的劇情的理解，以及她們如何在日常社交中如何將《真情》的觀看經驗轉化為文化資源。把這篇文章放置在一個大社會文化脈絡下來研讀，可以看到向來被認為是困於家庭崗位的主婦怎樣利用媒體來建立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突破家庭角色的限制，以此來發展個人與社會的聯繫。

Anita Chan Kit-wa(文3.3) 引入了一直被忽視的階級因素來探討父母及年長的女兒對女兒及妹妹的教育的期望及所作的決策，她認為來自不同社會階級的家庭對女兒教育的期望和有關決策存在著差異，任何單一的角度都會忽略了家庭內部的權力互動和家庭關係的矛盾性和多變性。作者訪問了十二個來自不同社會及經濟階級的香港家庭，以了解家庭成員對女兒或妹妹的教育、前途以及性別角色的期望。在這個研究中，我們可以看到父母的教育背景、對教育的理解、對教育制度的掌握、家庭的經濟狀況，以及具有經濟能力的強勢姊姊的介入，都對家庭中較年輕的女性的教育和前途選擇有重要的影響。如來自低下階層及教育程度較低的父母，對女兒教育的重視程度（如對學校的選擇、長遠的教育計劃等）相較來自中、上階層及教育程度較高的父母為低。在男性主導的家庭中，父親一般是家庭中的權力掌握者，可是，當中的女性並非純粹的被統治者，在女兒或妹妹的教育計劃及性別訓練（或社教化）過程中，母親和具有經濟能力的姊姊（由此擁有較高的家庭地位）都擔當了重要的決策角色；尤其強勢的姊姊對妹妹的教育和前途選擇影響甚大，在對抗父親的操控方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這顯示了女性在男性主導的家庭境況中並非全然馴服的被壓迫者，因應不同家庭的權力關係，當中存在著多樣化的權力流動及權力重新分配的可能性。